朝陽科技大學
通識教育中心教授
林欣姿
資訊管理系 1 年 A 班
絲綢之路－
東方與西方的交流傳奇17:20-17:30
主 席 結 論 、 散 會
附件 4-2
越南與中國的海上交通（一）──東南道
耿慧玲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
一、前言
交通是人類相互往來的結果，人類相互往來不論是溫和的影響或是激烈的衝 突，必然造成文化及種族上的融合，政治上的分合。中國與越南之間因地理位置 上的比鄰，因之有著相當豐富的交通歷史，越南也因之受到中國政治、社會、文 化等等的影響，對於越南地區的歷史發展相當的重要，甚至可說越南自鬆散部落 得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，是長期接受中國影響的一個結果。而欲探討越南國家 發展的歷史脈絡，中越交通應該是研究的主要項目。根據越南與中國的地理位 置，越南與中國之間的交通線，大致可以分為海陸兩條路線。陸路又可分為兩條，
一條是滇越道、一條是桂越道，這兩處交通線係以陸路、河運為主。也是中國古 來與越南地區主要的交通路線。有關這兩條路線與中越文化的交流，本文作者有 另文撰述，此處不贅。本文所要討論者為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海上交通概況。
中國與越南間的海路主要以廣州為運轉的中心，可以分成三條路線：廣州─
─占城（日南）道，又稱為廣州南道；廣州與越南北圻道，又稱為廣州北道；還 有一條廣州以北至揚州地區的海道，又可稱為東南道。這三條路線可以說是環南 海的交通路線，及其之延伸；又都可以以陸路連接中國中原奧區，與中國內陸產 生密切的聯繫。1
中國的南海是一片淺海，自閩粵海面經過海南島和雷州半島，一直向著越南 東海岸的東京灣延伸過去，這地區星羅棋布著無數個島嶼，島嶼間自然形成錯落 凹凸的海岸線，正如同上古時期歐、非間的地中海一般，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，
在還沒有能力直接穿越海洋的時候，可以方便的進行短距離的內海交通。沿著內 海的周邊包含今日的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國，馬來半島、印尼等東南亞國家，形成 一個來往密切的交通圈，處在這個區域內的民族，與所謂的百越民族與南島民族 間均有一些關係存在，2而無論是百越民族或是南島語族，都是一個善於航海的
1 見許永璋，〈古代洛陽與南海絲綢之路〉，《史學月刊》，2000 年第 1 期，頁 30∼36；陳先樞，〈長 沙交通史綱〉，《求索》，2000 年第 6 期，頁 109∼112；黎正甫，〈古代中國與交趾之交通〉，《東 方雜誌》第 40 卷第 2 號，頁 45∼54；馬建春，〈唐朝與大食的海上交通〉，《寧夏大學學報》第 19 卷，1997 年第 3 期，頁 34∼39。
2 百越民族是分佈在中國南方民族的泛稱，根據《漢書》卷二十八下〈地理志〉第八下的記載：
「粵地，牽牛、婺女之分壄也．今之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阯、九真、南海、日南，皆粵分也。」
（頁 1669）；臣瓚注曰：「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，百越雜處，各有種姓。」（新校本，台北，鼎
民族。3中國可以透過南海、藉著與這些環南海地區的交通，繼續向西航經印度 洋、阿拉伯海，通往歐洲，進行海上的貿易與交通，這條路線被後世稱為海上絲 路，或陶瓷之路，4且自唐宋以後，成為東西交通的主要路線，其貿易數量十分 驚人，李明偉在〈中國歷史上的貿易之路〉中敘述：
12 世紀後半時的旅行家伊本•裘巴爾和 14 世紀旅行家伊本•拔圖塔
文出版社，1978），頁 1670。百越各族曾先後在這些地區建立國家或被中央王朝封為王國，隨著 中國歷史的發展而逐漸同化在漢人的社會中，如今，根據考古、民俗、文獻等方面的研究，可知 百越文化均有稻米及根莖類農作種植，幾何印文陶的出現，斷髮文身的習俗，干欄形制的居所現 象，他如銅鼓、有段石錛、有肩石斧、牙璋、環形玉玦、龍或蛇圖騰的崇拜等，有關這一方面的 研究報告，請參看越南陶維英《越南古代史》第一編〈越南民族的起源〉，（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
1976 年，劉統文、子鉞譯）；及中國各有關考古報告及陳國強等著《百越民族史》，（北京，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8,5）及《國際百越文化研究》，（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4,2）《南 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》，（香港，中文大學，1994）各論文集之研究論文，並參考戴國華〈華 南新石器時代早期居民的經濟生活〉，莫俊卿《試論古越人與壯侗語族諸民族的淵源關係》，（《百 越史研究》頁 153─171），楊建芳，〈耳飾玦的起源、演變與分佈：文化傳播及地區化的一個實 例〉，《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》，（台北，中研院史語所，1997,7）；在許多學者的研究 中，認為台灣原住民也是百越族中的一支，參見凌純聲及陳奇祿等先生作品。
南島民族又稱南島語族，是分佈在東自復活節島、西至馬達加斯加島，南至紐西蘭，北達台灣區 域中的民族，這些民族的文化中有紋身、缺齒、拔毛、口琴、貫頭衣、腰機紡織、父子連名、獵 首、靈魂崇拜、室內葬、崖葬、干欄屋等特色（見凌純聲，〈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〉，《學術 季刊》第一卷第二期，台北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1952，頁 36∼52）。由於南島語族與百 越族在許多文化特徵上有類似的地方，有學者認為百越民族與南島語族應有親緣關係，見陳國強 等著《百越民族史》第十二章〈越族與東南亞民族的關係〉第二節「從考古、民族、歷史論證越 族與東南亞民族的關係」，頁 336─345；潘其風〈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種系分布研究〉，《考古與 文物》1980,2；及朱俊明〈釋「甌」〉，《國際百越文化研究》，頁 123，石鐘健〈論西甌和東甌─
─兼論倭和夷、越的種屬關係〉，《民族史論文選》（下），（北京，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，1986,2）
頁 13─18；楊式挺，〈試從考古發現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問題〉，《學術研究》1982 年第一期；
又見朱俊明編《百越史研究》，（貴陽，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87）；王懿之等編，《百越史論集》，（昆 明，雲南民族出版社，1989）。
3 南島語族是一個航海的民族，他們分佈在包含整個太平洋的群島與半島地區，必須藉由航海才 能擴散到這麼廣大的地區，在語言詞彙中，南島語族也充滿了航海技能和舟船工具的詞彙，（李 壬癸《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》，台北，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）；而西漢袁康《越絕 書》曾引句踐語云：「夫越性□而愚，水行而山處，以船為車，以楫為馬，往若飄風，去則難從，
銳兵任死，越之常性也。」（台灣，中華書局，1970）中國歷代公認此為描述越族最傳神的記載，
顯示百越民族也是善於舟楫的民族；迄今為止，百越地區的民眾仍以造船與航海為最主要的生活 型態，這些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，迄今屬百越地區的江浙一帶，水上運動特多，即是明證。見近 人姚廷華在〈吳越文化与傳統的水上運動〉（《體育文史》1994 年 6 期），頁 37。
4 見李明偉〈中國歷史上的貿易之路〉，《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》，（蘭州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。
以及其他猶太商人都在旅行記中提到：在著名的紅海之港愛札布，從十世 紀起，由中國經印度轉來的陶瓷就占所有商品的第一位。可見從唐宋時代 起，中國陶瓷通過陸路、海路已大量運銷世界各地。我們從明代陶瓷的出 口量中也可窺見陶瓷貿易額之巨。如洪武八年（1375）中國以瓷器 69,500 多件與琉球易馬；鄭和下西洋時 62 隻巨舶中除絲綢外，主要是瓷器；1641 年 7 月從福州出發的一艘海船裝運瓷器 2,700 件去日本；同年十月，大小 海船 97 艘到長崎，運送瓷器二萬餘件。到清代中國陶瓷年出口量已達五 千擔。陶瓷已經成為唐宋以來中國政府財政平衡，支付手段的主要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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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這條路線所產生的貿易效應不僅對於中國經濟與財政上有幫助，對於西 方的歐洲、阿拉伯甚至印度、東南亞各國都有相當的助益。這條海上的路線大抵 由廣州、泉州、明州、交州等港啟航，向東北亞的朝鮮、日本及東南亞的呂宋、
爪哇、蘇門答臘、加里曼丹（婆羅洲）、蘇拉威西（西里伯斯）、泰國、越南，或 過馬六甲海峽至緬甸、印度、錫蘭、巴基斯坦，經波斯灣、紅海至東非沿岸，再 由阿拉伯、威尼斯或熱內亞商人將貨物轉運至地中海各國。
自中古歐洲黑死病過後，歐洲莊園經濟與封建體制崩潰，釋出新的資本階級 與冒險家，進行海上的探險，並由原本安全的沿岸航行轉變成越洋的航行，也將 歐洲地中海的商業貿易擴張到太平洋、大西洋等地，直接與中國進行絲綢、瓷器、
茶葉等的交易，由於越洋可直接與中國交易，減少許多轉口的成本，因此歐洲所 開發的新航線，可以放棄過去的陸路轉口貿易方式，這對於原本航線上的國家或 地區的發展當然有相當大的影響。就中國方面而言，中國的海上航行路程雖然早 已擴展到較西方為遠的境地，但中國真正的貿易路線仍以沿海航線為主；6因此，
在西方的航海路線改變之後，中國及中國周邊的貿易狀況受到的影響更大。這種 貿易狀況對於政治、社會也都產生相當程度的變化，這就改變了中國與周邊國家 原有的關係，本文所欲研究者，即為被稱為小中國的越南，在歷史發展中與中國 海上交通間的相互關係。
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統一的大帝國對於周邊的控制有一定的 力量，在近代史中佔有絕對重要性的南海，若與中國東南沿海的開發歷史比較，
在中國早期歷史的發展中，應該還是處於邊陲地區，其整體的發展應該還是與中 國有相當的差異，但由於南海與中國東南地區的海域是相連的，在發展的過程 中，就難免不受東南地區接近中原核心地區歷史發展的影響，這種影響是漸進
5 見李明偉〈中國歷史上的貿易之路〉，《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》，頁 45。
6 根據美國學者穆黛安的研究，中國的這項航海習慣一直可延續到十八世紀，在研究中國華南地 區的海盜時穆黛安有這樣的結論：「前往南洋的中國海員喜歡沿著南海西部和西南部邊緣航行，
穿越海南—西沙群島通道至越南，然後掉頭沿海岸至崑崙島，由此可直接越海至馬來西亞，暹羅 和蘇門答臘，只要有可能，中國海員寧願走海南—西沙群島通道（由此可依托大陸架）而避免遠 處危險的海域。」見（美）穆黛安著，劉平譯，《華南海盜（1790∼1810）》，（北京，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，1997,9），頁 12。